基于悠久的历史文明经验理论的积淀，风水理论认为，自然有其普遍规律即“天道”，它的存在与运作，乃“作天地之祖，为孕育之尊，顺之则亨，逆之则否”（《黄帝宅经》）。而“山川自然之情，造化之妙，非人力所能为”（《葬经翼》），质言之，即“天不可得而为之”。“盖古有寻龙之伎术，而无造龙之匠工。功高大禹，导洪水必因山川”（《管氏地理指蒙》）。

在风水理论看来，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份，人伦道德或行为准则即“人道”，亦应与天道一致：既不能违背天道行事，更不能仗持人力同自然对抗，必须认识、把握和顺应天道并以之为楷模巧加运作，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满足人生需要。有谓：“人与天地并立，非天地无以见生成，天地非人无以赞化育”；“寻龙择术，天道必赖于人成”。盖“阴阳变化，自然之道也，循而穷之，虽山川诡异，莫能逃焉”；“目工之巧，工力之具，趋全避缺，增高益下，微妙在智，触类而长，玄通阴阳，巧夺造化”（《葬经》）；“故工不曰人而回天，务全其自然之势，期无违于环护之妙耳”（《管氏地理指蒙》）。

在中国古代，外在自然的天，被赋予了肯定性的价值和意义，并加以人类情感，成为具有道德意志以及情感内容的天。由此，人与自然两情相洽的审美观念，很早便成为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由此演变发展为自然美。而自然美的发现认识，充分发展而升华为自然美学，成为建筑、艺术、哲学的基础理论。作为“山水之术”的风水理论，更倡言“而乃怡情山水，发其所蕴，以广仁孝于天下后世”。其“以人之意逆山水之意，以人之情逆 山水之情，”以“人心巧契于天心”（《管氏地理指蒙》）地观照山川自然，细心审辨与选择；因地制宜且“如画工丹青妙手，须是几处浓，几处淡，彼此掩映，方成佳境”（《青囊海角经》）地巧加经营；遂使中国古代园林以其景观人文美同山川自然美的有机结合，显现出诗情画意，意象隽永，虽有人作，宛自天开，实在美不胜收，并形成鲜明的中国园林特色。

在“崇效天”（《易传》）的理想追求中，风水理论还竭力按照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八卦九宫一类的宇宙图式来把握和经营宅居环境，来表徽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的信仰，由此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显著性格或基本精神：“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当然不在话下，无论城市里集中的或是散布于田园中的房舍，都常常显现出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位、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

在这种追求中，由于社会历史的局限，中国古代认识论方面使得宇宙万物及人世等序列联系和类比感应的许多粗陋的牵强附会甚至荒谬怪诞的成份扯上关系，使风水理论及其实践蒙上了浓重的迷信色彩。其诸多无稽说教和消极的影响曾招致众多有识之士的激越批判；而这种批判，也使风水理论的部分合理内涵被埋没在其 迷信外衣所完全掩蔽和禁铜下。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及于今天，涤除其迷信糟粕，真理的光彩已再次辉映，当代相关科学技术的返照和回应，则使蕴涵于风水理论中的深造智慧，成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综观当代规划理论，源出西方文化体系，以人与自然对立的人本主义及形式逻辑的的思维方式为基础，长于从分析的角度和个体的关系角度来研究现实，也曾一度因其忽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即整体性的协调协同关系，偏执于人力和机械力量，片面强调“征服自然”，终致造成自然的加倍报复，演变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谈虎色变的一系列环境危机，而高工业化高科技化的社会又导致人际间感情的疏离。相比较而言，古之风水脱胎于中国传统文明，其前提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实用理性的整体思辨，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主张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有节制地改造自然，包括关照自然、寄情山水、游目骋怀的审美，亦注重人伦的和谐并节制个人的非分欲望。这种种观念，与西方观念适成互补关系。因此，时值当代西方世界面临环境危机与社会危机之际，遂有学者瞩目中国文化传统，竟至兴起风水热，冀借鉴风水学而调整和完善其既有环境规划及设计理论和方法。不少西方学者的有关著述，论及风水，洋洋洒洒，溢美之辞甚至有人言过其实之感。然而，这趋势，也明显表现出当代规划理论并非尽善尽美。而立足现有理论，兼收并蓄，包括汲取传统的智慧、营养，补足既有理论体系之缺环。绘画、建筑……景观设计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流派、意向后，开始寻找各自的定位和归属。正如那副名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设计师们都在找寻，但外国的设计大师们，为当代的流水别墅，而惊叹这个有机建筑与自然结合的是那么的恰到好处，觉得终于找到了建筑的新时代时，孰不知，中国的先人们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经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答案――回归自然，天人合一。

现当今，所流行的“城市山林”、“人性化建筑”、“回归自然”、“取法天然”等说法正体现了中国传统上的“天、地、人”，这也是风水学中的基本原则。